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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寿田园 第五纵队成过街老鼠  

来自yyg1958   2016-07-31 12:12:24|  分类: 默认分类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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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纵队是指在内部进行破坏,与敌人里应外合,不择手段意图颠覆、破坏国家团结的团体。现在泛指那些被西方洗脑和金钱收买隐藏在我方内部的汉奸、叛徒、卖国贼和尚未曝光的敌方间谍。

第五纵队的来源及历史表现

“第五纵队”一词来自西班牙内战时期。佛朗哥的一位将领率领四个纵队的法西斯军队,进攻共和军控制的首都马德里。战前,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该将领说他会用四个纵队围城,但另外还有一个潜伏在城内的纵队会做内应。从此,“第五纵队”就作为敌后内应力量的总称流传开来。希特勒非常钟爱使用“第五纵队”。从二战前期几次不流血的征服,到二战全面爆发后对众多国家的大规模入侵,德军每次行动几乎都能得到不同国家内部支持纳粹的“第五纵队”协助。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是德国“第五纵队”的直接培育者和指挥者。他认为,就算在对手内部不存在这股力量或力量很小,也要虚张声势,造成有一个非常强大的“第五纵队”的假象,以扰乱对手阵脚。

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亨廷顿曾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说:“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和言论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这既是美国现代战略经验的总结,又是对美国未来一个时期全球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特点的描述,值得中国重视。

纵观美国这几年的表现,其全球战略重心东移已表现无疑。尽管中国知识界不乏替美国打圆场、说好话的声音,但难以掩盖的严峻事实是,美国已经毫不忌讳地把中国放到了美国主要战略对手的位置。如今,美军大举兵临亚太,把中国由潜在对手变成现实对手,由软防范转向硬遏制,由概念构想转向实战部署,不是通常的军事秀。美国战略东移的如意算盘就是保持强大的随时可对中国实施快速军事干预的能力,保持对中国的军事高压态势,以压促变,以压促乱。一旦时机成熟,则快速出手,与在中国内部网罗的“第五纵队”一起,里应外合,“扳倒中国”,排除可能威胁美国霸权地位的最大战略对手。这是美国最为期盼的代价最小、效益最大的理想模式。

有人说不要把美国的一举一动都说成是阴谋。的确,美国战略东移“剑指中国”,不是阴谋,而是阳谋,是美国“西化分化”国策的最新表现。美战略重心东移是冷战后美国最大的战略结构性调整,是国际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它无疑给我们国家安全与发展带来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在这个挑战面前,我们决不能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不要听信某些人不负责任地瞎忽悠,自己麻痹欺骗自己,在美国的图谋面前自动解除武装。

曾有学者指出,美国对华战略的根本支点就是汉奸。道理很简单,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核大国来讲,没有人胆敢直接进行军事冒险武装侵略中国。它们能够颠覆和侵略中国的唯一重要前提条件,就是中国内部有庞大的汉奸力量。

联想到20年前,拥有数万枚核弹头和近400万大军的苏联军队,被无影无形却无处不在的信息思想战彻底侵蚀、肢解的场景;联想到不久前,被“推特”(Twitter)轻易“推”倒的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等国,国家政权倾覆始于思想瓦解,网络时代“政权一夜垮台”的事实,都让人不寒而栗。正所谓“静水流深”,中国打击网络谣言的行动引发境外“非民间力量”大举进行网络攻击等,已经让这种新形态战争初露端倪。而美国总统候选人洪博培试图依靠几亿中国手机用户和网民“扳倒中国”的公开演说,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新型“第五纵队”应该成为中国政治安全的重要关注点。

二战以后,美国几乎每一次战略转移都包含着一场由新技术应用引发的世界军事革命,冷战是核武器,海湾战争是信息化。此次,美国战略东移包含着的是由网络技术引发的网电空间战和信息思想战的混合物。前者被局限在传统军事领域,而后者隐然成形的战争形态则突破了一般的军事概念。当中国人开始重视并认真打量这个逼近眼前的对手和威胁的时候,战争的模样已经似是而非:看起来常规战争和核战争的轮廓还在,但实际上真正发生着的却是信息思想战。这是一种似曾相识但又说不清、道不明的战争。中国人清清楚楚地看到眼前躺着苏联和中东列国的“尸体”,但一些人就是不肯相信中国可能会遭遇同样的“战争”。

毋庸置疑,这的确是当今中国面临的真正的“现代”战争,而且这种战争正在不分昼夜地进行着。今天,相当多的中国人,还在准备着飞机对飞机、航母对航母,甚至卫星对卫星、导弹对导弹的战争。当然,这也是必须准备且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当前情况下,从思考国家和民族命运的角度而言,只准备此类金属武器的战争,有可能会像“马其诺防线”里的法国军人,手握枪炮,却没有等到德军坦克出现在阵地的正前方。因为,战争理念的落后与不对称,有可能在你一闪念间,原本固若金汤的阵地后方早已燃起了“熊熊烈焰”。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往往导致“后院失火”“不攻自破”,苏联的解体便是前车之鉴!

苏联的解体和中东、北非事变表明,新战争的确已经来临。这不仅是一个需要新技术的时代,还是一个需要新思维的时代。当互联网技术出现,战争不仅从此将进入“无名将”时代,而且与传统战争相比,战争平台和战役、战术的概念都将发生脱胎换骨的改变。原本泾渭分明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概念,则可能混合成为一个力量综合体。国防的界线早已被突破,战争已经超越军队和军事层面,省略肉体血战阶段,直取对方的人心意志……

当前中国内部第五纵队的表现形式

1949年,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政权后,第一代领导核心毛泽东大张旗鼓反和平演变,第二代核心邓小平“两手都要硬”的做法,让美国的文化战略连遭失败,其在华“第五纵队”也屡次遭到灭顶之灾。但美国和西方并不甘心,仍然步步为营加强着对华攻心战:

A,美国精心伪装的各类基金会、各大学培训机构,以文化、经济交流为名,全面渗透中国的大学、企业、国家机关、智囊机构直至中国政府高层;

B,美国战略大师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及其他智囊机构成员,频繁到中国,积极干预中国改革开放进程,试图培养亲美国的领导人,争取找到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或把中国拉入美国体系,夺回1949年丢掉的中国;或让中国在内乱中肢解;

C,在中国培养一批鼓吹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误导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让中国发展房地产,继续沿着低技术的道路前进,全面降低中国与美国较量的国家实力。世界银行和高盛集团与中国的一些高层智囊机构关系密切,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还抛出了别有用心的《2030中国经济发展构想》,企图让中国彻底沦为美国的经济附庸;

D,作为政治斩首行动的一环,大力培养一批宣扬西方宪政思想的中国学者,大肆攻击中国的法律制度和政治制度;

E,利用中国向西方选派留学生和寻求西方金融合作的机会,培养一批顺从西方理念、甚至被秘密收买的金融学者进入中国金融体系,以图全面控制中国的金融体系;

F,培养、资助一批外交学者和官员,借其口指责中国民众“极端民族主义”,以此消磨中国的爱国主义(中国爱国主义是抵御美国文化战略的特效药);

G,在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后裔或具有明显自由化倾向的人中,着力培养一批政治学者,以学术的名义宣扬普世价值和美国价值观、自由民主,攻击新中国开国领袖,虚无新中国历史;

H,利用基督教的迅猛扩张,彻底扫荡中国毛泽东思想和共产主义的残迹,争夺下一代。

I,以美国为首,以欧洲和日本配合,高层政治层面,对中国境内的分裂势力予以各种声援。而美国和欧洲、日本的隐秘机构,则对危害中国安全的疆独、藏独、台独分子和其他反华势力,予以具体支持。

改革开放之初,福特基金会便大举进入中国,对社科院经济研究所所和研究生院及其他一些著名大学的经济学者,提供资助,邀请其到哈佛大学等美国各类机构进行“访问研究”。中国一些所谓的着名经济学家还大张旗鼓地主持美国福特基金会关于中国跨国公司发展的课题研究。”台湾光华教育基金还资助北京的某大学成立了光华管理学院。

福特基金会是何方神圣?学者王绍光介绍说:“在冷战期间真正帮了中央情报局大忙的是诸如‘福特基金会’(FordFoundation),‘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Foundation),‘卡内基基金会’(CarnegieFoundation)这样的大牌基金会。中央情报局往往将经费拨到这些基金会的帐上,然后这些基金会再以自己的名义把钱“捐助”给中央情报局指定的对象。……在这些基金会所有对国际活动的赞助中,有将近一半来自中情局。”那么,中央情报局又是干什么的呢?“它的拿手好戏之一是推翻民选政府、扶持军人政权:希腊的新法西斯(1949年)、伊朗的极右王朝(1953年)、瓜地马拉的杀人政府(1954年)、黎巴嫩的长“强”党(1959年)、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军人政权(1965年)、智利的皮诺切军人政权(1971年)、南非的种族隔离政权(最近有材料揭露,正是中央情报局将曼德拉交给南非警察当局拘禁)……身后都有中央情报局的影子。”这就是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间接资助了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让这些人来设计和主导中国的经济改革。

卡耐基基金会也不甘落后,2005年底它与中国改革论坛签订一项协议,计划共同研究全球化对外交政策制定的影响。这便于收集中国国内的观点和信息,使华盛顿的决策者易于掌握它们。与中国的其它合作研究包括新疆的种族研究、能源、防扩散、气候变化和贸易政策,这些课题都是美国决策者非常感兴趣的。该基金会还与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合作,加强对中美危机管理,特别是台湾问题的研究。最令人吃惊的是,作为这样一个外国机构,卡耐基基金会已经涉足位于北京的权力中心。它已经与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计划委员会进行合作研究,介入了中国国内议事日程,如能源安全、气候变化、环境政策、地方政府和有关社会紧张程度的信息。它甚至获得了关于“中国政治制度凝聚力”的信息。

美国的一些非政府组织资助的另一个重点是法学。几十年如一日的“精心培育”,终于在中国的法学界形成了一个处处反体制的“法律党”。

100多年前,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校长詹姆士就曾提醒当时的总统希奥多.罗斯福:“哪一个国家能够成功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哪一个国家就因此在精神与商业两方面收获最大的回报。如果美国在35年前能成功吸引中国的留学潮流,并使其壮大,那么我们此时就能以最圆满和最巧妙的方式控制中国的发展,那就是以知识和精神支配中国领袖的方式。”他认为:为赢得中国青年而付出的成本和代价,即使从物质利益的角度来说也是完全值得的。与军旗相比,道义与精神将更有力地支配商业。

和军事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不同,经济和思想战场上的较量是暗战无声,但却更加致命。

习主席曾说过:意识形态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三十年的经济改革,已经造成了一个事实上的“资产”阶级。存在决定意识,他们与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保持着天然的政治亲密性,正如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与苏联保持政治亲密性一样。而美国正是看到这样一支力量在成长壮大,在进入中国的各个阶层,所以采取接触与遏制战略,外压与促内变相结合的战术,一边从国家层面上试图把控中国,一边又从内部大力培植第五纵队,平时用以牵制中国,关键时刻则用以进行颠覆。这一点在俄罗斯大选时普京所遇到的反对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一旦这些人被所在国惩治,则美国立即动用国家力量予以“关切”或保护。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有反作用。如何在社会规律之上,研究经济改革和政治安全的问题,已经不仅是学术层面也是决策和操作层面的问题。在美国和西方“里应外合”战略咄咄逼人的情况下,如何防止外因通过内因其作用的研究,也十分迫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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